黑帮杀手被捕入狱，无数人请愿免他一死。 他杀人，抢劫，甚至参与灭门重案。但有人说他英勇，有人说他忠义，有人说他是一代豪侠，视他为精神领袖。 刑场 1993年3月23日凌晨5点09分，台北看守所，这里即将执行一场枪决。 幽深的室外走廊灯光昏暗，戴着镣铐的男人被戒护人员押解着前行。这是一条通往死亡的路，但男人却面色淡然、步伐稳健，仿佛无惧生死。 看守所正对面的民宅 5 层露台上，很多人守候着。伴随着一阵「哗啦」声，不知是谁眼尖地看见了男人被押解走来的身影。 紧接着，阵阵声浪涌现。 “刘哥！我们来看你了！” “刘哥！走好！” “刘哥！兄弟们来送你！” 记者手中的闪光灯将黑夜都映得短暂亮了片刻。 男人的脚步顿住，他遥遥地看着人头攒动的方向。然后，他举起了戴着镣铐的手，用力挥了挥。 “谢谢大家！” 然后，他不再留恋，大步离开了。 行刑室内阴森森的，带着入骨的寒意。赤裸的圆形灯泡直直地吊在方桌上，昏黄的光线只能照亮这方寸之地。 男人坐在方桌前，戒护人员端上了饭菜，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餐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断头饭”。 男人没有动筷，他看向戒护人员。 “有酒吗？” 戒护人员看了看他，随即联络了自己的上司，在得到允准后，拿出了一小瓶高粱酒。 “啤酒呢？有吗？” “有。” 男人得到了想要的酒，将两种酒混合在一起，一口饮下。 “哈！酒就是要这样喝。” 戒护人员看着时间，打断了男人逐渐高昂的兴致。 “时间差不多了。” 男人没理会戒护人员的话，又给自己满上了一杯。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咂着嘴笑了笑。 “如果能有一支烟，就更好了。” 男人笑眯眯地念叨着，戒护人员叹了口气，拿出了烟。 对于这样的死刑犯，他们大多更加宽和，尤其是在行刑前，这大概算是一种临终关怀吧。 男人叼着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烟雾缭绕间，他的脸显得有些模糊。 “很多人说我是英雄，但我不是，黑道没有英雄。” 男人的目光变得悠远。 “警界才有英雄，健康幼稚园火烧车事件中，为了救人而牺牲的林靖娟老师才是英雄。如果外界问起我有没有遗言，这就是。” 不久后，行刑室内的灯熄灭了。紧接着，一声枪响，夜再次陷入寂静。男人死了，守在看守所外的人们意识到了枪决结束，他们的呐喊声再次响起。 “快跑！” “刘哥！快跑！” 他们燃起香，祈愿着。希望男人的灵魂能够早日归家，不要被困在这冷冰冰的刑场，走不出来。 男人名叫刘焕荣，是中国台湾省最大的外省挂帮派（竹联帮）的杀手。 20 世纪 80 年代，一个又一个黑帮老大死在了他的手中，他是凶名在外的（疯子刘），是令人闻风丧胆的（冷面杀手）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凶徒，却会在逃亡路上，为了一个破败的孤儿院洗劫赌场；会为了矿难受灾家属，捐出自己所有的逃命钱；会在监狱中义卖自己的画作，捐给妇女基金会救济雏妓。 他是罪恶的，但同时也是善良的。他是那个灰色年代里，随波逐流被碾碎的一粒灰尘，他的身上充斥着矛盾与复杂。 直到多年后，在他被枪决的那一天，依然有无数人去参加他的追悼会，为他燃上一炷香。 “刘焕荣本质上是个善良的人，他只是走错了路。” 反抗 1957年，刘焕荣出生在台中市北屯区眷村陆光八村，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中校。 在台湾光复后，刘焕荣的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四川省江津县，也就是现今的重庆市江津区随军迁至台湾。 他们所居住的眷村，就是为了安置官兵及家属而临时修建的集中军眷住宅区。 这样的眷村，在全台湾有整整三百多处，有的建在废弃的学校里，有的建在破落的寺庙中。 泥墙巷、茅草屋、竹篱笆、木板墙。这里成为大家的临时住所。居住在眷村里的人，通常是按照军种、部队来划分的。 这些军人及家属出发时，大多只把这当成了一次短暂的“外派”。他们穿着一身薄衫，拿着一个皮箱，轻装上路。他们没有嫌弃住所的简陋，所处环境的恶劣。 但谁能想到，那片破旧的、寒酸的，被认作是临时住所的落脚地，很多人一住就是一辈子。 贫穷和潦倒成为眷村的代名词。 而除此之外，更让人感到窒息的是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。自1945年，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进驻台湾省，对台湾当地人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挤压。 本省人的不满逐渐攀升，最终造成了本省与外省人之间的剧烈摩擦。 1947年2月28日，台湾本省人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严重冲突，酿成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，史称“二·二八事件”。 随后，由台湾本省人组建的武装队伍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镇压。然而，镇压能解决暴动，却无法解决矛盾。 在此之后，不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迁徙而来的普通大陆人，都成了本省人的“眼中钉”。 他们打不过军队，斗不过成年人，就只能在街头巷尾羞辱殴打大陆来的孩子，欺负“大陆仔”成为一种潮流。 而刘焕荣，就是这些被欺负人中的一员。 刘焕荣是家里最小的儿子，他出生的时候刘家已经在台湾省生活了十多年。刘父刘母靠着经营水果摊供一大家子勉强度日，生活过得紧巴巴。 刘焕荣小时候是眷村的孩子王，时常和一帮小伙伴上山下河的玩儿，一天